李泰将这篇过于华丽的文章暂且抛在一边，略加沉吟后便又说道：“当下正值万事更新、百废待兴之际，行台用事尤需轻重分明，切忌捻小而失大！王命所教，劝农以励耕织，劝学以宣教化，劝仕以奖贤能，唯此三者最为切要，为诸事之宗、不容懈怠！若此三者俱能得治，余者繁事尽可得治！”
诸如苏绰的《六条诏书》给西魏北周定下了一个整体的统治基调，如今原本的荆州总管府升级为山南道大行台，不再只是管理一府之军政，而是要负责整个山南道的统治管理，当然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行事纲领来指导和规范政令的决定与实施。
如今的李泰身份已经不同以往，当年的他为了上位可以制定考成法、坑害同僚博取进步，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势力的首领，这种事情如果再自己撸袖子亲自上场，老大的威严从何体现？群众的怨气怎么疏导？还要自己发声收培训费，养了那么多虎狼难道只会舔不会叫？
这一道向行台内部发放的教令，就是要告诉文武属众们自己所重点关注的是什么，你们如果想进步，那就得都围绕这几个点给我卷起来，别特么四六不着、不知道在瞎忙什么！
李泰所提出的这三点，说的更直白一点，劝农就是要努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劝学就是要用心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劝仕则就是积极的巩固组织结构和扩大统治阶级。
生产力就是一切，对平民小户如此，对一个势力和政权同样如此，生产力如果不能良性有序的发展，再大体量的势力都要坐吃山空、分崩离析。意识形态不能搞好，人心不齐，队伍就会不好带，内耗严重。统治阶级如果不能有序扩大，凡事都搞小圈子，那自然免不了要脱离群众、最终沦为独夫民贼。
有了这三个纲领指点，接下来的行台工作内容自然也就有了规范。像是江陵这里正在进行的编户授田和组建乡社等等，就属于劝农的范畴。至于劝学，则就需要等待生产力和秩序进一步恢复之后，才能大范围的在郡县之间组织建立学舍与进学制度。
劝仕方面，李泰打算在今年年中时分便组织一场面向整个山南道大行台辖区的人才选拔考试，由诸郡县按照各自在籍人口推举一定数量的人才到襄阳来，进行统一的考试选拔。
很多人讲论科举，往往着眼于人才的上升途径被打开，但是从统治者角度而言，人才获取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巩固其统治。
没有一个普世的人才选拔制度，宗室豪强互相倾轧，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制度，无疑都不利于皇权的伸张与政权的稳定。别说东魏西魏的皇帝苦逼，就是高家土生土长的镇兵皇帝，如果身边围着的尽是镇兵，那也受不了啊！
李泰这个新字头刚刚建立起来，当然是迫切希望才士络绎不绝的加入进来。通过州郡推举的方式既能充实人才储备库，同时也能观察审核地方势力对于行台统治的服从度如何，并且还能促使这些地方实力派离开乡里，释放乡土资源，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科举、或者说初期的科举制度，从来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中央权力得以伸张的体现。以前你们这些地方豪强兵强马壮、有名有望就能做官，但现在别管是什么名门杂种，你起码得入场考一考，让人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南朝的文教水平较之北朝更高，当然不是因为南方人更爱学习，而是社会发展使然。南朝的商业要更加发达一些，诸如建康这么大的城池，被侯景闹了一段时间便全城缺粮，就连粮食这种基本的生存和战略物资都要仰仗市场交易的形式来获取。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识字、不会算数那就等于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当然，南朝的隐户荫庇之风较之北朝更加严重，也的确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部曲。
良好的文教基础也是李泰敢于尝试推行科举制度的底气之一，就算地方上那些豪强大族懒于响应，也能募取到一些出身贫寒的人才，等到统治队伍扩大起来，老子照样千百种方法收拾你！
有了这三道王教的指点，群众们的智慧也都被激发出来，各种有针对性的进策堆放在李泰的案头供其挑选采纳。
<divclass="contentadv">就算当中有许多都是陈腐旧计，但也不乏让人眼前一亮的思路，尤其是立足南梁乡土民生环境的视角更是难能可贵，对李泰而言也都颇具启发性。就算他有大治荆襄的雄心，也要找到真正的民之疾困所在，一些政策细节进行地域性的调整改变，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就在他徜徉在群众的智慧海洋中、挑选真正有益的计策之际，湘州方面的战事也有了新的转变，王琳请降的消息被梁士彦使人送回江陵，随此消息一同前来的还有王琳的使者一行。
王琳的使者主要有两人，一个是其长史名为裴政，另一个便是武将韩劭，其他的则是随从护卫两人的兵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