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安生有个称号，叫“医学界的布尔什维克”，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对中国也是贡献颇多。
兰安生和白大夫一样，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约翰-格兰特，他的父亲詹姆斯-格兰特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受浸礼会国外传教会的指派到中国宁波传教行医，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到去世，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兰特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兰雅谷，1927年，兰雅谷去世后，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
兰安生在他父母抵达宁波后的第二年产生，当时宁波没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童年的记忆让兰安生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8岁后，他被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曾经把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后来，兰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
1912年，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他回中国和家人团聚，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兰雅谷表示支持，让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又资助他在中国旅游了一番，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之道，返回美国后，兰安生进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
1917年，兰安生大学毕业，在其导师的鼓励和推荐下，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工作；该年年底，兰安生再度来到中国，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
在萍乡煤矿，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写下了考察报告，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两年后，兰安生完成调查任务回到美国，之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聘请兰安生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开启了中国预防医学的教学与实验活动，不仅培养出了姚寻源、陈志潜这样优秀的学生，还带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定县实验和京城的公共卫生事务所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结束中国的事业之后，兰安生又去了印度，终其一生都在为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协和模式”，并把这个模式推向世界，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1962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
他最有名的两个观点就是“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以及“60％的本土化胜过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单凭这一点，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
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完照抄兰安生的方法，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预防，另一部分则是诊治；前者让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深入小巷、工厂、学校，把预防保健相关知识编成儿歌、快板儿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广为传播，让预防的观念深入人心，帮助居民实现主动要求预防保健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水平。
而在诊治方面，分配管辖该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要进行大约5—10次的家庭访视，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不仅有访视记录，卫生事务所病案室也存有他们的家庭记录，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另一方面，地段还和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各科门诊紧密配合，对病人进行及时治疗，如果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一所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送合同医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回地段，由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如发现病家有经济困难时，地段护士则将病案转介卫生事物所的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这样以来，许多病情都被消灭在轻微阶段，大大减轻了当地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很快这一模式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他们对卫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只要穿着卫生事务所的制服从街道、小巷里走过，都会收到亲切地问候，有什么事情需要左邻右舍帮忙，出来招呼一声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非常充实，不仅开始考虑起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国所有城市，如果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所有城市的话，中国人的寿命一定会大大提升。
沈隆则摇了摇头，“我们能在京城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学校除了钱，还可以利用实习的名义让学生们免费劳动，不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仅仅每天管两顿饭就行了，尽管如此，学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现在五万人的区域已经快撑不住了，要是扩大到国，这又得多少钱？多少合格的医生、护士？”再小的开支，乘以四万万老百姓都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